六人帮、四人帮竟皆因周恩来而起

六人帮、四人帮竟皆因周恩来而起

老六人帮和新六人帮。(看中国合成图)

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: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,如果他们打进来了,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!

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,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,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。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,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,而是毛本人的意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,不仅于事无补,而且只会越闹越大,到头来咎由自取,落得和刘少奇、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。于是,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,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,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,开始给自己戴帽子,往自己身上泼污水,接受会议的批判。

应该说,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,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。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、围攻批斗的场面,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,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,不寒而慄。

但是,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,在政治压力下,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,表态拥护毛的决定,跟着往同身上泼污水,上纲上线,痛加批判。在会议的发言中,“卖国”、“屈膝投降”、“目无中央”、“矇骗主席”等一类提法,比比皆是。此外,还有人乘机泄私愤,翻历史老账,借批周来洗刷自己,狠狠踹周一脚。

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,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,伹还是有些吃不消,为此精神压力很大,心情沉重,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不过,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,是在奉旨行事,所以并不计较,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。两年后,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,请求他原谅时,周表示:“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”,“那是总的形势,大家都讲了嘛,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,又管美国这一摊,怎幺能不讲呢?再说,我也有失误,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。”

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。会议开始时,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,成立了一个批周的“帮助小组”,由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、汪东兴、华国锋六人组成。每次开会前,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、唐闻生,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,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,引导会议批周。会后,他们又在一起凑着,研究怎样向毛彙报。开过几次会议后,华、汪两人便退出,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,这便是“四人帮”正式形成的开始,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。

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:周恩来挨批判期间,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。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,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。散会时,他亦“知趣”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,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。这本没有什幺不正常,问题是,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,如今有些人则儘力迴避,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。

会上,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,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“右倾投降主义”,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,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、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。为此,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,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“路线斗争”的高度,称“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”。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,反指周“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”。

江青此举,果然语惊四座,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,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,虽不大相信,但因江青是会上“帮助小组”的主角,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,于是不得不跟着批,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。这样一来,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,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。按当时的情形来看,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,已非被打倒不可了。这给批周这齣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。

应该说,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“炮手”的江青心情很矛盾,既欣赏她敢打敢沖的性格,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一-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。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,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,打掉他的威风,斗无意彻底打倒他。

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,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,得不偿失,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,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,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。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,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。可以说,正是出于这种考虑,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,让他重返政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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